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后创巨痛深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汹涌潮流中，这时中国社会如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最明显的特点就表现在“过渡”上，即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如果说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所有的领域都有涌现，那么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办实业的张謇，则是梁启超呼唤的经济领域中“过渡时代的英雄”中最著名的一个。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94年在科举考试中高中殿试一甲第一名，被清政府任命为翰林院修撰，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读书人追求功名的最高顶点状元。但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判断系统，仍然笼罩天下的时代环境中，这个“大魁天下”的张謇，此后却并未走上“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正途，反而跨进了被社会视为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商”的队伍，成为中国近代文人下海经商办实业的早期经典案例。促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固然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他救国救民愿望的激发，但他的行动和走过的道路，却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和影响。

  围绕他的下海和经商办实业，值得介绍的东西很多，这里主要介绍张謇兴办企业时期的三个特点。首先是张謇在兴办企业时遭遇的“集资难”。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这是张謇创办企业时早期发行的股票。为说明张謇办实业的缘起和“招股难”，我们先从这张股票上留下的文字看起(标点为笔者所加)：

  “大生机器纺纱厂 为给发股票事案奉 南洋大臣 奏饬在通州设立机器纺纱厂，当经太常寺少堂盛、翰林院修撰张(此处“太常寺少堂盛”与“翰林院修撰张”两行字并列)合领南洋商务局官机二万锭，作为官股规银二十五万两，议集商股规银二十五万两，共计官商本规银五十万两，以壹百两为壹股。官绅订立合同，永远合办。行本不足，另集新股，一体分利。以银到之日起息，长年官利八厘，余利照章按股分派。每届年终结账，三月初一日凭折发利。除刊布章程并另给息折外，须至股票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壹日……第柒百柒拾号至 号”。

  从这张股票中的文字看，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地方有几点：首先这是光绪23年(公元1897年)开办的“大生机器纺纱厂”留下的股票，此时距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随后放开中国人自己开办工厂的禁令后只有短短的一两年时间，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几家机器纺纱厂之一的股票。二是张謇以“状元郎”的身份开办机器纺纱厂，与一般平头百姓相比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和特殊待遇。文中与“太常寺少堂盛(宣怀)”合领南洋商务局官机……的记载，就是官方给予张謇官机入股支持张謇办厂的证明，这是一般百姓难以得到的优惠条件。三是张謇要自己招集“商股规银二十五万两”。可正是在招集商股规银的过程中，这个“名满天下闻”的状元郎却遭遇了重重障碍，甚至差点被逼到几乎自杀的地步。在此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兴起时的一些特点。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自光绪21年(1895年)9月开始筹办，至25年(1899年)4月开车试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筹集的总资本为445100两。其中领用官机折价25万两，剩下的195100两中，包括地方公款41900两，真正面向社会招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3200两，到正式开工生产为止，距离预定的招集商股25万两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期间，招股困难导致的资金不足始终是张謇面临的最突出和最困难的中心问题，多次使得大生纱厂到了夭折的边缘。可以说，大生纱厂的招股难，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早期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过程中，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因为招股难，张謇曾尝试了种种办法，在开车之前的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体制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阶段，目的是为了筹措资金。因为招股难，大生纱厂的股东几经更换，旧股退出，新股难招，通(通州)董沪(上海)董，分分合合。因为招股难，张謇曾一再求助于大大小小的官员和相识之人，但成效却十分有限。

  在张謇筹备开办大生纱厂时，署理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经答应“协助集股六七万”。张謇在与盛宣怀分领折旧官机，与官方签订“绅领商办之约”，“各领机二十五万”时，盛宣怀也曾经答应代张謇筹集流动资金。但是，当大生纱厂建厂工程开始，“用款日繁日紧，而各路许入之股不至”时，桂嵩庆答应的钱却“屡催不应”。盛宣怀处同样是“久之寂然如桂”，张謇“屡催屡请执约，告急之书，几于字字有泪”，盛宣怀却是“百方腾闪，迄不应”。因为招股难，张謇在上海办事时“不忍用公司钱”，“卖字自给”，还要忍受旁人的嘲笑侮弄，然而“闻谤不敢辨，受侮不敢怒…”。他在给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倾诉招股集资的艰难时说：“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者，不知凡几。”

  1899年大生纱厂开工之前，是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张謇为筹集工程扫尾、装机购花、清付利息等等费用，“奔走宁沪，图别借公款，不成；图援湖北、苏州例，以行厂机器抵借，不成；告急于各股东，不答。”而“上年汇款到期，若不还，则益失信用，后路且绝。”“直有履险缒幽分寸失足之势”。无奈张謇只好卖此前准备为工厂开机时收购的棉花应急，“以所收八万金之花渐次运沪售卖应付”。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张謇再一次向江督刘坤一求援，此时张謇的处境是“哀于江督，则呼吁之词俱穷；谋于他人，则非笑之声随至”。另外还有人搜集张謇办纱厂不当的言论，“以匿名告”。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他向刘坤一呼吁“另派殷富员商接办”，但“函牍再上”，回答却是“不可”。“及至开车，所恃为运本者仅数万金”，为勉强维持，张謇东挪西借，甚至以每月一分二厘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即使这样，到新花上市时，依然是“资本已竭，危险万状”。此时，张謇“迭次函致各股东告急请援，迄无一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謇“乃复分告股东，拟将四年汗血所成之厂，出租于人”，结果却仍然是“亦不答”。而拟将大生纱厂出租以摆脱困境的计划，也因“迭受议租人之挫折，实不能堪”的原因而致告吹。张謇以堂堂状元之身，为筹备大生纱厂弄得焦头烂额，在走投无路之际，与一二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甚至准备去跳河自杀幸被同伴发现劝阻。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纳助手沈敬夫的建议，走出破釜沉舟的“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即尽现有的棉花纺成纱出卖，卖的钱再拿来购棉花纺纱，然后再出卖棉纱购棉花，进行循环)的险棋，意外获利，才使大生纱厂得以存续并有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张謇的集资难，固然有当时社会风气未开的原因，但从张謇的集资难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状元身份对他在面向社会集资时的帮助很小。此前在中国社会中能够集资办实业的一是有职有权的官员，二是有钱的商人和买办。张謇虽有状元身份，但其下海经商办实业，在世人眼中，却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本质上仍然是一介书生，不仅没有钱，而且没有办洋务的经验。他能否兴办企业，是否有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和才干，在社会公众面前仍是大有疑问的事。在这种没有被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在“追逐利润是资本天职”的市场经济规律面前，招股集资磨难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

  张謇的集资难，很典型的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当然，在大生纱厂迭获利润，张謇也“稍获资本家之信用”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此后，张謇在筹办大生分厂时，“不一年而得投资者六十余万”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大生纱厂获利之后，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张謇的企业从一个扩大到20多个，包括纺织、印染、航运、面粉、盐业、铁冶等等，还投资10余个别的企业，形成了一个以纺织为主跨行业的资本公司集团。另外，张謇还在南通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个师范学校、第一个博物馆……在南通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张謇曾对人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因此，他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大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如果说，张謇的这样的做法，是秉持他自己的信念，那么，创办这一些企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从何而来？除向社会筹集外，将企业经营利润转为股份，壮大自身实力和竞争力量，争取获取更多利润兴办更多实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是张謇的主要办法。这张“中华民国”4年发行的“南通大生纺织公司股票”，票面文字中有“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添给股票事，本公司依照辛亥年股东会议决，以历年截存余利作为添购纱锭织机股本，每股规银五拾两，按户填给……”的字样，就是张謇将企业利润转为企业股票的见证。因此，票面中有“添字第……号”的排号，这种股票也被称为“添字股票”。这种以截存企业利润转为股份被称为“添字股票”的事例，在中国近代是很有特色的一种股票。

  张謇兴办的大生公司集团的第三个特点，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企业运作模式。张謇的企业是以纺织为中心的公司集团，他创造的企业运行模式，是从种植棉花开始，到将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再到印染后通过个人的运输公司推向市场，形成从原料直到市场的一条龙生产流水线。这张“通海垦牧公司组织的辟渠修堤工程”的照片，显示的是当时筑堤将海水挡住，再将堤内海水抽干围垦土地种植棉花的情景，从照片上能够正常的看到当时工程规模之大。这张“草堰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是张謇委托其兄张在苏北创办的盐垦农场的股票。从这张股票看，集资数量达到白银200万两，可以推断其规模也不会小。

  张謇创办的大生公司集团的发展模式，相对于从外国移植引进新式企业的“洋式”发展道路，更加重视依靠中国的资源进行组织开发，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种比较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张謇的企业因为扩展太快和其它原因，遭遇到困难和挫折，但通过以上的这些股票，拂去历史的烟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100多年以前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时留下的痕迹。(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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