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自强（1929~201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纺织工程科技专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国产高产梳棉机研究工作，是我国高产梳棉理论的创新者和实践的开拓者之一，研制的A186系列梳棉机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60至80年代，参与国产定型设备在全国的推广应用，组织领导在全国开展棉纺织生产“上水平”的活动；80年代，他组织研制纤维制品条干均匀仪，达到当时国际领先水平；90年代，他参与新型纺织装备引进技术国产化专项的调研和评估论证，为中国纺织工业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进入21世纪，虽年事已高，梅自强院士仍热情参加和组织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活动，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推动我们国家纺织科技发展、促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为我国变成全球纺织第一大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4月26日，梅自强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普通中学教员家庭。父亲给长子取名自强，寄托了自己和家庭的无限希望。
梅自强的父亲梅国芳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初中就辍学谋生，因没有学历，在本地一所中学任办事员、体育主任。他从自身经历深知没有知识的艰难，全力支持子女读书。母亲李芬，没有文化，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支持子女求学，为家庭和子女操劳了一生。
梅自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内乱不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饱受亡国奴屈辱中度过的。
1937年秋，梅自强小学三年级时，日军对常州进行狂轰滥炸，全家人不得不去泰州、泰兴逃难，1938年秋才回到原住址关帝庙弄12号。梅自强在慈云里私塾借读了半年，直到1939年才入常州新坊街小学续读四年级。
1941年7月，梅自强从茭蒲巷小学（现常州实验小学）毕业，同年9月进入正衡中学（现常州一中）读书。读初中时，他各门功课成绩平平，到了高中后，经过努力，在数学、物理等科目上逐渐显示出一定的优势。
1946年夏，父亲梅国芳到上海复兴中学任教时，也将梅自强带到上海，送到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三。从家乡的小城市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使梅自强强烈感受到时代进步的气息，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通过观察，开始思考除读书学习以外的一些问题。
1947年，梅自强被南通学院纺织科纺织工程系录取。大学期间，在进步同学影响下，他于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通院团契”。1949年11月，梅自强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多年后，他总结道：“家庭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勤奋读书，找个好工作，有饭吃。学校和社会对我的影响使我认识到：国家要独立，人民要幸福，只有靠。”
1951年，梅自强从南通学院毕业时，国家号召无条件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梅自强深知家里生活很难，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念书，所以一定希望自己能留在家乡，生活上有个照应，经济上也可帮一把。但他父亲深明大义，毅然支持梅自强服从分配，去东北工作，使他打消了顾虑。经过短期集中学习，他担任了“1951年华东区大专院校毕业生赴东北工作总队”副总队长，率队奔赴东北，此后，他被分配到东北纺织管理局工作。
梅自强于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并被选送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
1954～1958年梅自强在莫斯科纺织学院读研究生。导师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拉科夫教授是苏联著名的老一辈纺织专家。梅自强是他名下第一位中国学生。
梅自强在拉科夫指导下研究高速梳理机理的重大问题。导师将当时国际上还没解决的高速梳棉机气流分布及变化规律，以及气流与机械对梳棉效果的作用作为研究课题。梅自强重点研究了刺辊梳理棉层时纤维和杂质分离的过程和机理，提出了改善刺辊除杂作用，控制刺辊落棉的建议；研究了高速梳理时梳棉机主要部件间气流对纤维分梳转移的影响，提出了改善和控制纤维转移的建议。梅自强在苏联和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编写出版了《苏联高产量梳棉机》一书在国内出版。
梅自强在拉科夫的精心指导和苏联朋友热情帮助下，用3年时间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并以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
1958年7月，梅自强回到国内，正值“”高潮，高速纺纱试验轰轰烈烈席卷全国。后来他回忆说，刚从苏联回国时，对国内发生的一切既感到陌生也很不理解。“我相信梳棉机是可以高速的，但一定要有技术措施。”
梳棉工序是纺纱工艺流程中的关键工序，有纺纱工序的“心脏”之说。在出现金属针布之前，梳棉机用弹性针布实施梳理，由于梳针和底布易变形，不可能高速，因而产量极低，成为制约纺织工业技术和工艺发展的瓶颈。
上世纪40年代末，国际上开始以金属针布代替弹性针布，为提高梳棉机速度和产量创造了条件。50年代初国际上开始研究高速纺纱技术，其中要解决的关键性的技术难点很多，在达到梳棉机高速高产的同时，对机械的分梳能力、转移能力、除杂能力和纤维损伤方面都有严格要求。
1960年3月，担任研发高速梳棉机工作组组长的梅自强带领他的团队来到青岛国棉五厂，对他们花了两年时间研制出来的1181E型国产梳棉机进行重大改进。那是我国遭遇连续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最为严重的一年，在青岛国棉五厂食堂，梅自强和同事们开始还有玉米饼充饥，后来变成了地瓜干，再后来连地瓜干都没有了，只好吃一种叫“地瓜面儿”的窝头。梅自强回忆说，那东西不仅难吃，吃下去后还强烈地反胃酸。后来他们发现吃咸菜可以中和胃酸，遗憾的是当时想找点咸菜吃都是一种奢望。那时候研发实验工作非常紧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烧开水喝。
1961年7月，在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纺织系统精减职工计划方案的通知》，全国计划停工企业1544个。青岛国棉四厂、五厂相继停产。已经在设计制造方面作了许多改进，并加装了自动吸尘系统的新机型被命名为A185型，梅自强带着工作组和20台样机移师到上海国棉一厂继续生产试验。
从1961年底到1963年底的两年，是国产高速梳棉机在理论和技术上获得突破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生活上的一件小事让他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在上海，每顿饭他们能够分到一小块红烧带鱼，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每天加班到半夜，还可以吃到一碗阳春面。他们发现，除了工作组的同志，上海国棉一厂没有人能享受如此待遇，后来才知道，这是纺织部领导为了支持高产梳棉机的攻关，由技术司领导特批了3000元，让大家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
领导的关心爱护极大地激发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干劲，他们夜以继日地测试数据，分析改进，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到1963年11月，20台样机在上海通过了鉴定。A185型鉴定以后，投入了批量生产，台时产量达到15公斤。1966年5月21日，台时产量25公斤的A186型高产梳棉机在青岛国棉五厂通过了由纺织部组织的鉴定，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高产梳棉机研究工作从1958年至1966年历时8年，从小试、中试到大面积生产试验。试验工作从青岛扩展到山东、河南、浙江、上海又回到青岛，三次大幅度修改设计，三次批量制造全新的样机，终于使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由5公斤提高到25公斤，达到了当时国际领先水平。棉纺厂万锭梳棉机配台由48~50台减少到16~18台，大幅度减少了棉纺厂基建投资，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A186型高产梳棉机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力设备。
“文革”开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放弃专业学习“政治”，梅自强也不例外，但是，凭着自己出身贫苦、入党比较早，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展新设备的技术推广工作。
1966年，梅自强受命负责棉纺新设备“一条龙”生产试验，当时研究院两派斗争日趋激烈，领导相继靠边站。他从天津和石家庄请来援外工程技术人员，又从会兴棉纺厂借来一批工人，完成了“一条龙”生产试验，积累了一套工艺数据，并提出了一批设备改进意见。
由于我国援外工程急需这套设备出口，1968年10月，梅自强又奉命和纺织部机械局杨炳熏、马德邦组成三人小组，召集了这套设备各主机厂的技术人员一同去会兴棉纺厂做扩大生产试验，加强完善设备性能，最好能够降低援外工程的困难和失误。
1969年3月，梅自强下放到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这是文革中纺织部主要领导为保护一些老专家和技术骨干的“五七”干校。干校分为农场和工厂两部分，梅自强先在农场劳动盖房子、种地，一年以后进入工厂担任技术员、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
干校的工厂是4万纱锭、1000台织机规模的棉纺织企业，采用的是刚刚定型的国产第二代设备，来自纺织部、纺织研究院和纺织设计院的不少技术干部都曾参与这套设备的研究、定型工作，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该厂的生产指标就全面达到了设计水平。同时，他们建立了工艺质量、运转操作、设备维修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为我国纺织企业用好国产棉纺新设备积累了丰富经验。
据老同事回忆，安陆厂在全国是最先恢复技术人员职称的企业，梅自强在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敢于抓技术，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技术管理，以技术培养和训练提高工人的水平。“安陆经验”就是以技术求发展的经验，是科学技术挂帅,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1966年后，我国陆续兴建的一大批新纺织厂都是采用这套国产新设备，由于种种原因，生产水平、产品质量都比较低，设备故障多，完不成生产任务。这些厂纷纷派人去安陆参观、学习、培训。
1975年5月，梅自强从“五七”棉纺厂调回北京，在轻工部纺织局从事生产技术管理工作。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轻工部纺织局在全国新建棉纺厂推广安陆经验的活动，分期分批办学习班并亲自登台讲课，帮助各地企业努力达到部定一档水平。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恢复重建，梅自强回到研究院任副院长，1984年任院长。在他的任期内，研究院的实验设施建设得到恢复和完善，科研项目有了较大发展，并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纺织工业科研队伍中的国家队的目标。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百业待兴，纺织工业作为传统产业承担了为国家整顿复兴积累原始资金的任务，亟待打开国际市场。开发研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纱线条干均匀仪是提高我国纺纱技术水平和突破国际贸易壁垒的关键。
国内虽早有学者从事这项研究，但10多年来进展不大。梅自强认为条干仪研制的难度，在于行业本身的技术局限，提出要利用我国军工企业的高科技优势联合攻关。他任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后，随即组织研究院与陕西长岭机器厂（雷达军工企业）合作，由他担任技术总顾问。这一个项目列入了纺织部科技攻关计划，历时3年于1986年年底研制开发成功并通过了由纺织部和电子部组织的联合鉴定，随即批量投产，装备于各纺织企业和科研单位，这就是著名的国产YG131条干均匀仪。
梅自强在“文革”前是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重要科研骨干，“文革”后又是研究院恢复重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单位的建设以及中国纺织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纺织工业部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梅自强担任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纺织生产和技术迅猛发展和变革的年代。在产能急剧扩大，劳动生产率和质量水平亟待提高的形势下，纺织工业部在“六五”“七五”和“八五”三个科技规划期间，进行科技攻关，辅之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组织研制开发了一大批技术上的含金量高的纺织加工关键设备，使我国纺织设备配置和制造水平向国际水平靠拢，大大改变了我国纺织工业落后的技术面貌。这期间，他作为纺织部科技委的负责人，带领一批专家组织多次调研论证和学术研讨，为全方面提高纺织工业技术水平献计献策。
199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志指出：“中国的纺织企业只有加快技术改造才有前途必需当机立断把新型纺织机械国产化抓上去，引进技术，技贸结合，走桑塔纳的道路”。1992年7月，梅自强在“自动络筒机和无梭织机引进技术与国产化总体方案”的评估论证中担任了自动络筒机项目专家评估组组长，为引进技术国产化提供了决策依据。
梅自强还组织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对我国纺织工业各行业的现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国际纺织科技发展趋向、我们的差距、我国纺织各行业科技发展趋势及对策等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编写出版了纺织工业“八五”科技发展的策略研究和“九五”纺织科技发展的策略研究。
在“十五”计划期间，中国纺织工业在纤维加工能力和纺织品产量、产值，国际纺织品市场占有率和贸易总额等一系列主要指标上雄踞世界第一。
梅自强自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面临着社会活动增多的烦恼。他给自己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了规矩，只有涉及科技的活动他才会参加，因为一些重要工作要花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19届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梅自强主持学会学术工作以后，建立健全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发挥各专业委员会下属学组的作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于 1992年 11月成立纺织卷编委会，梅自强任编委会主任。从筹组编委会到出版，他都一丝不苟，事必躬亲；1997年香港桑麻基金会委托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选桑麻纺织科技奖，梅自强作为基金受托人之一，负责每年的评选工作。
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行业中每年的重大科研项目的论证、重大研究成果的鉴定，与国家五年计划同步的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等等，也占去了梅自强大量的时间。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梅自强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9点就寝，凌晨3点起床，3点到6点是他学习和查阅资料的时间，6点以后吃早饭上班，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这种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出差开会期间也是如此。
2010年8月16日，下班的时候，梅自强来到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办公室，与有关人员了解并落实了2010年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终审会议的准备情况。不料当晚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7日凌晨入医院抢救，终因病情严重，在19日凌晨不幸逝世，享年81岁。
在收拾遗物的时候，人们发现在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日程安排，上面是从8月24日到9月26日四次重要会议的出差时间安排。一份尚未写完的发言稿《纺织专件器材的创新要突出重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梅自强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9点就寝，凌晨3点起床，3点到6点是他学习和查阅资料的时间，6点以后吃早饭上班，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这种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要说起梅自强院士这辈子最喜欢最珍爱的，是他在自己老家的门口碰见他妈妈的一张照片。
梅院士说，自从他上大学后，那么多年了，一直在外面漂泊，很少有时间回家看看。当了工程院院士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出差，事先没有打招呼，也没有打算回家。可是在离他家乡很近的地方，他突然非常非常地想念自己的母亲，和陪同人员一说，立刻改变行程要回家中看一看。就在家门口，碰上了自己年迈的母亲正好挎着菜篮要出门买菜。一个随行的当地记者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留下了母子意外而惊喜相逢的一瞬间。说来十分神奇，那一天老太太也是突然坐卧不安，感到儿子要回来，家里当时没有人，老太太不顾年迈一定要上街去买菜。正好在门口就碰上了连招呼也不打、不期而至的儿子。
说起母亲去世时自己不在身边，80岁的梅自强嘴角抽搐着，眼里闪烁着泪光。这一瞬间，我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
记得我之前采访梅院士时，曾不经意间在“老爷子”那里上了生动的一课。那次，采访的历史阶段是1961年底到1963年底的困难时期，这是国产高速梳棉机在技术上获得突破的关键时期，但让梅自强念念不忘的，却是在此期间生活上的一件“小事”。
担负研制新型梳棉机的课题组成员让他很高兴，因为在上海国棉一厂招待所每顿饭他们都可以分到一小块红烧带鱼，这在当时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每天加班到半夜，还可以吃到一碗阳春面。时间稍长，课题组的同志们发现，上海国棉一厂没有人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连上夜班的工人师傅也是以杂粮充饥。这个发现令课题组几位同志大为感动，他们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拿不出像样的新装备，大家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后来，梅自强领衔研制的A186型梳棉机的台时产量达到了25公斤，跃居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在此以前，我国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不到5公斤，由于A186型梳棉机的投产，纺织企业万锭配台数由原来的50台减少到10多台，A186型梳棉机成为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国产梳棉机的主力机型。
为什么一块带鱼能让老院士几十年念念不忘？今天，一块红烧带鱼和一碗阳春面实在是微不足道，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了解共和国纺织工业辉煌的现状曾经起步于何等艰难困苦之中
